5月21日，印度安全部队在马阿德地区进行清剿行动，与印度共产党毛派游击队发生激烈交火，击毙27名毛派成员。被打死者中包括印共毛最高领导人、总书记南巴拉·凯沙瓦·拉奥（别名巴萨夫拉吉）。
作为毛派运动的核心领导人之一，巴萨夫拉吉五十年来将毕生精力投入到“持久的人民战争”之中。他的倒下，或许象征着印共毛派武装斗争进入了尾声。
几年前我曾读到一本书——《红星照耀印度》（Red Star Over India）。作者杨·米尔达明确表达了对斯诺《红星照耀中国》的致敬。书中让我第一次理解到印共毛派的真实底色：许多游击队员并非出于纯粹信仰，而是在现实的残酷压迫下别无选择。村庄被强拆、原住民被驱赶、少女遭受性暴力、青年无故被捕、老人被饿死…“如果你看到你的母亲被打、被强暴，你家被烧，你会不反抗吗？”这是游击队员给出的回答。
所以，我不会简单用“恐怖分子”或“叛乱分子”这样的标签来否定他们。他们，是逼上梁山的人。
回顾过去十余年，尤其是2020年以来，印共毛派遭受了极为沉重的打击。自2009年印度政府发起“绿色狩猎”行动起，无人机、特种部队、情报网络不断蚕食、压缩着毛派的生存空间。2007年巅峰时期，红色运动已遍印度半壁江山，他们是怎么在短短数十年间，变成今天的模样的？
一、路线年纳萨尔巴里起义以来，毛派运动屡次因意识形态和策略之争而分裂。印共、印共马、印共马列、南国派、人民战争集团……多如牛毛。没有民族共识、没有统一目标，各自为营，所谓“同患难易，共富贵难”。左翼组织无限分化，流于各自为政。
而毛泽东能够以铁的纪律和清晰的路线统一全党，保持革命核心的凝聚力，这是印共毛始终未能做到的。
印共毛长期坚持“农村包围城市、武装夺取政权”的战略，但印度的土地、农村结构与中国有本质不同。印度的农民困苦，却未至饿殍遍野，真正爆发性矛盾反而更集中在大城市的贫民窟。印共毛把战略重心放在农村，忽视了城市日益集中的社会矛盾，导致运动难以在更广泛的工人或城市贫民中扎根。
为筹集活动经费，毛派游击队普遍对村庄和小企业征收“革命税”，加剧了普通百姓的反感，甚至引发基层群众转而支持或被动配合政府，导致运动受孤立、易被渗透。
2004-2019年间，印度贫困率有所下降，智能手机普及率超过60%。青年通过YouTube、TikTok等接触世界，“革命宣传册”和乡村集会逐渐失去吸引力。部分地区的生活改善和“奶头乐”消磨了青年的愤怒与期待，抗争的动力被稀释，仅靠暴力和悲情已难以动员新一代。
印度政府通过“公民觉醒计划”，鼓励前毛派成员和运动区群众制作揭露毛派暴力的纪录片，占据道义高地。同时，在情报战和信息化手段方面，毛派长期停留在20世纪游击战模式，未能适应数字战争新形势。2018年《通信兼容与安全协议》（COMCASA）签署后，毛派通信频繁被精准打击。。
印共毛派试图用“单一阶级”的叙事整合错综复杂的印度社会，但由于忽视了种姓、宗教和地区差异，统一战线年比哈尔邦毛派联合达利特与部落民，但最终仍遭分化。
全球化、治理手段升级、经济结构变化等因素，使传统革命模型日益失效。而印共毛至今仍在纲领中强调“持久人民战争”，表现出路径依赖和创新匮乏。党的纲领停留在过去，现实环境已经沧海桑田。
印度毛派的实践，是对毛主义本土化的一次尝试，但他们忽略了毛泽东思想的核心——活学活用、实事求是，而非机械照搬。他们学会了“农村包围城市”的口号，却没找到引动城市与农村底层的现实纽带。毛泽东的最大独特之处在于，他能够从中国实际出发，凝聚亿万底层，用群众路线发动革命，真正将分散的力量转化为集体的历史行动力。
中国能够产生毛泽东，是许多独特历史条件的结果。如果没有他，苦难深重的中国能否自我救赎？未必。而印度，缺少这样的人物，也已经错过了某些历史节点。
共产党不是护身符，不是谁打着这面旗帜就能成功。苏联已不复存在，越南也不必提，拉美和非洲多个以“革命”为名的政权也多逐渐腐化乃至沦为闹剧。只有中国，真正走出了自己的路。原因何在？皆因历史、领袖与环境互为成就。
毛泽东，让中国人民“从此站起来了”。他的革命并非机械主义的模仿，而是在大风大浪中摸索、求索、创新的结果。
改天换地的力量本就存在在我们身上，就像山河里涌动的暗流，只是需要一个人把它引出来。
同样是这些人，十几年前还在被外国兵拿着皮鞭像狗一样赶来赶去，十几年后却能在上甘岭用小米加步枪硬撼美军的钢铁洪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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